半岛,半岛体育,半岛体育app,半岛官网,半岛电竞,半岛真人,半岛棋牌,半岛体育官网注册,半岛体育官方app下载,半岛体育官方注册网址,半岛体育平台官网注册链接,半岛体育app下载,半岛体育怎么样,半岛体育官网,半岛体育登录入口,半岛体育官方网站,半岛最新入口,半岛下注,半岛投注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M. Aghion)于1956年生在法国巴黎，现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瓦格纳(R.C.Waggoner)经济学讲席教授。阿吉翁于1980年获法国卡尚高等师范学校数学学士学位；1981-1983年间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经济数学研究生学位；198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87-198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1990-1991年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1992-1996年任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1996-2002年任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2000-2002年转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并于2002年起担任瓦格纳经济学教授至今。

　　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阿吉翁200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曾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铜质奖章（1995）和银质奖章（2006）；2001年获欧洲经济学联合会颁发的于尔约·扬松奖(Yrjo Jahnsson Award)；2006年获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发的熊彼特奖。阿吉翁的研究专注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具体化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创立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从而极大地发展了熊彼特增长理论。

　　彼得·豪伊特(Peter W. Howitt)于1946年生在加拿大，现为布朗大学克劳斯特(L.Crost)社会科学讲席名誉教授和经济学名誉教授。他1968年获麦吉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69年获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73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豪伊特于1972-1996年任教于西安大略大学；1990-1995年兼任蒙特利尔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教授之职；1996-2000年任俄亥俄州立大学讲席教授；2001年起任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克劳斯特社会科学教授，并于2013年退休。他于1992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1993-1994年担任加拿大经济学联合会主席；1994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合作始于1987年秋季的麻省理工学院。当时，阿吉翁是该校的助理教授，而豪伊特是该校的访问教授，两人在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建立了基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此后，两人一直处于合作状态，不断发展和完善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并且利用他们的模型去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以及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市场竞争、政府政策和企业兴衰等问题，并指出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可以提供能被微观数据所检验的预测，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增长模型的独特之处。

　　熊彼特认为，经济以外的其他力量也能够破坏均衡。但他相信，那是偶然的力量，而经济本身一定存在着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就是所谓的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以前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其一，两式的贴现因子也就是分母不同。前者的私人贴现因子r+λz在后者的公式中被社会贴现因子r-λz*(γ-1)取代。显然，私人贴现率高于利率，而社会贴现率要低于利率。导致这一差别的原因是所谓的“跨时溢出效应”(intertemporal spillover effect)，即社会计划者会考虑到下一次创新给社会带来的收益，而持续投入资源进行研发活动。但私人则不会考虑下一次创新给社会带来的收益，从而，只要对自己没有私人利益，他们就不会继续投入资源来进行研发活动。这一效应往往会导致市场经济下研发投入不足。

　　其三，前者公式中的创新规模γ在后者公式中被(γ-1)所取代，这体现出所谓的“抢夺市场份额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也就是，私人研发厂商只会考虑到研发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而不会考虑研发给之前的研发者带来的损失。而从社会利益出发的社会计划者则要考虑研发者因为新的创新而带来的损失。这样一来，同一个创新，在私人看来只有收益，而在社会计划者看来，有收益的同时还有损失。因此，私人收益就大于社会收益，从而私人的研发投入会多于社会研发投入。这一效应会导致市场经济中有过多的研发投入。

　　所以，最终的净效应要看这两类效应的作用谁大谁小。当γ比较大时，跨时溢出效应和占有效应占主导地位，此时市场经济下的研发投入不足，市场经济的增长率小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而当α接近于零，也就是厂商的垄断能力比较强时，抢夺市场份额效应就占主导地位，此时市场经济下的研发投入过多，市场经济的增长率大于社会最优增长率。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 Howitt,1998a)对于社会效率的分析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只是表明了最优的增长率取决于这三个效应的综合作用。但毫无疑问，这一分析为我们认识创新与市场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实证研究指出，竞争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然而，以前的内生增长模型并未做出解释：AK模型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以在该模型中不涉及竞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罗默模型（Romer,1990）指出更激烈的竞争意味着生产替代程度更高的中间品，而当竞争程度越低的时候，创新的利润就越低，研发的激励也就越弱，从而经济增长更慢。现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06)利用他们的模型合理地解释了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并且进一步证明它们之间表现出的是一种“倒U”形关系。阿吉翁和豪伊特等从模型的前提假设入手来进行分析。

　　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1995,2001)对此进行了修改，采用了一种循序渐进的假设：在同一个行业，落后于技术领先者m步的公司，在成为领先者前必须先赶上领先者，而不是跨越式地直接就取代当前的领先者。这个假设其实暗含了创新者拥有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而这种隐性知识是其竞争对手没有经过自己的研发就无法复制的。在这样的假设下，阿吉翁和豪伊特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阿吉翁和豪伊特等对产品市场的竞争进行了模型化描述。他们假定在任何中间品行业中，两个企业之间知识的溢出效应是这样的：任何企业都不能获得领先于其他企业的技术水平。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企业在创新上已经领先一步，那么落后的企业会自动地学习复制领先者的原有技术，从而保持只落后一步。这种假设被称为“自动地追赶”。因此，在任何时候经济中都有两种中间品行业：同水平行业，即在这些行业里，企业的技术处于相同的水平；水平不一行业，即在这些行业里，作为领先者的企业领先于竞争对手(落后者或跟随者)一步。

　　在水平不一行业中，因为领先者可以获得整个市场，他的收益也就是消费者在这一行业中的总支出，所以可将其标准化为1。领先者的可行价格必须小于或等于落后者的单位成本，因为如果领先者的价格一旦高于落后者的单位成本，落后者就会通过削价竞争而获利，最后将占领领先者的所有市场，所以领先者所能选择的最高可行价格就等于落后者的单位成本。这样，水平不一行业的落后者会因为领先者所制定的价格而退出市场，领先者从而获得市场的全部利润。

　　在同水平行业中，如果没有共谋，两家企业自由竞争，那么均衡价格将会下降到每个企业的单位成本，从而利润为0。另一种极端情形下，如果两家企业进行有效的合谋来最大化他们的联合利润，并共享收益，那么他们的联合行为就可以看成是水平不一行业的领先者，每家企业设定的价格也就相当于水平不一行业中落后者的单位成本(高于同水平企业的单位成本)，这样他们就共同获得了整个市场的利润且两家企业各分一半。所以在同水平行业，两家企业都有动机去合谋。

　　反之，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非常高时，水平不一行业中的落后企业没有动力去创新，因此该行业脱离水平不一状态的速度缓慢，将长时间处在水平不一状态；而在同水平行业里，由于竞争激烈，同水平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创新，结果是该行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大大提高，那些创新成功的企业率先成为领先者，该行业很快就变为水平不一行业。这种竞争改变同水平行业和水平不一行业的比例的现象称为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

　　4.生产率与总创新。每个行业遵循一个两阶段周期，即从同水平阶段到水平不一阶段就完成了一次周期发展，在每个周期结束时，其产出的对数以lnγ的倍数增长。所以生产率g就等于完成一次周期的频率x/2与lnγ相乘，即为xlnγ/2。因此生产率的增长与总创新一样也遵循“倒U”形模式。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05)利用英国企业水平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种“倒U”形关系。由此也可以解释我国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由于总创新与生产率的线性关系，在竞争激烈的高新区，各产业由水平不一到同水平的变化就完成了一次周期发展，生产率也就会增长，这使得我国高新区的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最终的发展必然会呈现出“倒U”型的模式。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主要应用之一是对企业兴衰的研究。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认为，企业兴衰即企业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其实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该研究在基本模型上拓展了两个假设：第一，创新来自于进入者和在位者；第二，如图3所示，企业被定义为许多生产单元(即产品线)的集合(Klette & Kortum,2004)。在这些生产单元里，由在位者所做的成功的创新使得他们能够在产品空间里进行扩张，而这些扩张无疑会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

　　3.自由进入。阿吉翁等(Aghion & Bessonova,2006)认为，新进入者所创造的价值与其创新成本相等是企业自由进入某个行业的条件。因此考虑大量的进入者，这些进入者通过雇佣科研人员来产生创新。当一个进入者成功了，它通过提高生产率产生任意一个产品线，然后就成为一个单独的产品企业。在这里，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4,2009)考虑了进入者的进入速度，它等于进入者成功进入某个行业的概率。

　　4.均衡增长率。熊彼特(1912)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创造性破坏。所以在该模型中，经济的总增长率就等于创造性破坏的速度x。因此均衡增长率为xlnγ，可以看到，发生于进入者和在位者之间的创造性破坏对均衡增长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速度直接决定了均衡增长率的大小。这就意味着，企业进入或退出某行业的频率越高，增长率越大。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利用他们的模型从企业兴衰的角度所解释的增长问题，对企业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经济的调控都具有极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所以，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主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吗？之前人们认为民主会阻碍人均GDP的增长。因为民主推动了更多贫富之间的再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反过来又影响增长。因此，Persson & Tabellini(1994)及Alesina & Rodrik(1994)分析了不平等、民主选举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从富到穷的再分配对经济增长不利，因为它阻碍了资本积累。更多的不平等也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使中间选民变得更穷，因此要求更多的再分配。

　　而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6)利用熊彼特方式来进行解释：民主减少了企业把成功创新据为己有的时限，或减少了在位企业为了防止新进入者而使用的政治压力或贿赂的余地。或者说，民主促进创造性破坏，而创造性破坏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鼓励创新。在更前沿的经济体中，为了了解民主对增长的重要程度，阿吉翁等(Aghion et al,2007)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民主与创新或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正的，且这种正相关对经济体起着重要作用。阿吉翁和豪伊特等(Aghion et al,2013)用模型对此进行了形式上的论证。

　　而将技术进步首次解释为“创造性破坏”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最早尝试是Segerstrom et al(1990)的研究，他们把持续增长的过程模拟为固定数量企业条件下产品连续改进的过程，但是在创新过程中不存在不确定性。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中，增长是由一系列随机的质量改进带来的，即源于竞争性厂商的“垂直产品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而这些创新本身也来自于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研发活动，这是对内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的重要拓展。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是深刻的。在模型中，创新成功遵循泊松随机过程，即在研发部门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当创新成功后，旧的技术将会被取代，新的技术通过提高中间品的质量而使最终品的生产率提高，进而给生产者带来更多的垄断利润。所以，创新成功频率的加快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样的解释与当今日新月异的经济变化形势不谋而合。而且，现在的企业家越来越看重创新给企业带来的可观利润，“创造性破坏”的理念也已经开始被经济学家们所重视。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还解释了小企业退出更频繁，但那些生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成长得比平均增长速度更快的事实。这是由于企业退出经常发生在其产品线损失时，在企业没有获得一个新创新的前提下，其失去所有产品线并退出的概率是随着产品线的数量的增加而减小的。所以，当企业扩展它的产品线时，退出就变得很困难，而小企业退出的概率就比较大。留下来的企业由于技术知识的积累效应，成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研发是由在位企业做的，因为在位企业关注于改进能够生存下来的技术，而小的新进入者更多关注新的基础产品或技术。无疑，这些分析将会使得企业更加认清自己的本质特征，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1)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纳入到内生增长理论中，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增长模型——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为实证分析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继承并发展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强调增长是由创新引发的；其二，创新是企业研发投资的直接结果；其三，创新会取代旧的技术。在模型构建中，阿吉翁和豪伊特从最终品生产函数入手，分别建立了中间品研发投入的决定公式和中间品产量的决定公式，最后二者被劳动力市场出清方程所共同决定，从而建立起了从生产到投入的一套完整的经济增长模型。

　　此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新的增长理论，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范畴，而仅仅是通过数学模型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加以模型化。比如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和完全竞争经济下的生产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一套新的动态均衡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从而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琼·罗宾逊(Robinson,1973)从斯拉法(Sraffa)的价值理论出发，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相互补充融合，建立了琼·罗宾逊经济增长模型，是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之一；杨小凯和博兰德(Yang & Borland,1991)将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思想模型化，建立了一般动态均衡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好的问题，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创新，不仅需要潜心研究，对知识的好奇心，还需要有好的“品味”，也就是发现好的问题，找到理论突破点。作为出生于法国时尚大咖家庭的富二代，阿吉翁似乎也有着像他母亲Gaby那样“我要做新势力”“我要对这一切发起挑战”的品味。这种品味转换成经济学话术，就是要挑战支撑经济学的基础，挑战经济学对这个时代最重要命题的既有观察和洞见。这篇对2025年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的访谈，从不同视角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或许可以给我们另一番启发。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但这个过程是“愉悦”的，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的那些人的“欲望、智慧和使命”。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他们是创新的英雄。不过因为最终的命运也是“资本主义系统自毁”，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熊彼特给“创造性破坏”提供的这么一点点“愉悦”，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他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集中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上。在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中，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到了索洛那里，才确认了技术的重要性。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老家伙”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被动，同时“新进入者”慢慢也会变老，被“更新的进入者”干掉。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意思是不知道技术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新想法一旦产生，就具有正外部性（或称溢出效应），就能极大地提高效率。概括地说，创新在内部产生，推动社会进步，不仅创新者能得到好处，相关不相关的人都能间接受惠。保罗·罗默认为，新想法产生的成本很高，出来之后却很容易被模仿， “好东西太容易扩散了”，所以，一定要为这个好东西设置“租金”。例如企业进行药物研发，研发成本很高，药物出来被别人复制的边际成本很低。那怎么办？就需要“专利制度”，来保护“内生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想法”，否则，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和“山寨”，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会萎缩。

　　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与其合作者豪伊特（Howitt）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只不过两年后才在Econometrica上发表。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而是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也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用现在的话说，没有应用场景“托着”，或者没有“杀手级应用”。那么，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是创新，但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蒸汽机1712年发明了，但50年后才大规模应用，直到1830年英国人均GDP才开始加速增长，那时候蒸汽机已经在很多机械上大规模取代人力畜力。而在蒸汽机发明的1712年，它被视为“奇技淫巧”，是一个新鲜的玩意，而人们只渴望一匹更快的马。

　　诺基亚对iphone的漠视和羞辱，当时看也有一定的道理。在iphone 4之前，iphone的确是小众产品，卖得很吃力。但2011年iphone 4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苹果的命运。因为4G网络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 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在iphone上出现。脸书、美团、uber、airBNB等，像繁星一样出现，并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导致iphone进入前所未有的爆炸型增长，苹果目前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挑战3万亿美金市值的超级公司。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诺基亚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要知道，原本它是4G网络的领先者，它是手机最大的专利拥有者。

　　这时候，很多搞计量的经济学家很糊涂。比如福格尔，这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论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工业革命机器的北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反而不如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显然，这是荒谬的。他看不到浪潮1阶段出现的“生产率悖论”——就像一个12岁的在校“学霸”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不如12岁的煤矿童工，但是，小学霸的生产率会在22岁以后出现“爆炸性增长”。最新的一位犯糊涂的经济学家是罗伯特·戈登，他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声称，“互联网带来的进步还不如铁路”。根据他的测算，互联网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是很平淡的。显然，他是在计算互联网革命浪潮1阶段的生产率，然后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得出轻率的结论。

　　我们回到阿吉翁。当浪潮1向浪潮2延伸，创新应用开始加速，很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有实际场景的创新。随后，整个经济都感受到了创新。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这就是浪潮3。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像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到了浪潮3阶段，“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创造大于破坏。创造几十万快递就业岗位的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还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美团王兴享受了浪潮3，整个社会也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或者罗默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这更符合现实。乔布斯的苹果击打了诺基亚，当时的互联网巨头谷歌以及腾讯看到了iphone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威力，迅速沿着移动互联网路线进行创新。前者开发了安卓手机系统，后者开发了基于移动社交的杀手级应用微信。所以，创新并不完全都是新进入者发动的，在位者也会观察、也在思考、也在创新。但的确很多远离前沿的企业不创新，它们就都死去了。阿吉翁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一批优秀的学生进入一个旧班级，这会刺激班级原来的前几名更加努力，但是也会对原来中下等学生造成压力，这些人觉得自己再也混不到班级的前列了，他们甚至自暴自弃。其结果就是扩大了班级的“成绩不平等”。因此，创新在浪潮2阶段，会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顺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应该在浪潮2阶段做保障型政府，为那些“失败者”做必要的纾困。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大量的技术性失业。列昂剔夫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机器正在不断替代人力，于是他悲观地认为，未来的失业会越来越多。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悲观循环，数字经济和自动化机器人的结合，再一次出现了对劳动大规模替代的问题，要不要对数字经济征收更多的税、要不要对机器人征税变成了焦点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人是灵活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他们在整体上完全有巨大的进化适应性，只不过，在浪潮2阶段，需要政府出手，需要政府来平滑这一阶段的“不适”，这是政府的责任。

　　在浪潮3阶段，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创新通过3个阶段着着实实地将社会生产效率提得更高、社会财富生产更多。创新获得的收益其实也一定会向全社会扩散。拿普通理发师的服务来说，众多创新企业得到更多的利润，员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导致企业附近的理发师理发的价格也会上涨，从而增加了这些暂时没有发生创新部门的收入上涨。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对创新产生的“额外”财富征税，缓解倒闭企业的员工的痛苦，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标准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救助补贴制度是政府应该干的事。

　　很多人会说，创新应该主要靠企业或者市场，怎么能靠政府？创新的本质是那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推动创新。这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他们是商人、是科学家、是发明家、是乔布斯式的产品经理、是艾维（Ive）这样的设计家……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天才群体。而天才怎么产生的呢？一个饥寒交迫的贫穷家庭，就算拥有最聪明的小孩，因为父母不能提供教育经费，帮助孩子选择人生道路，而活活地将“天才”耽误了，变成了平庸者。天才不是完全根据人口规模同比例产生的，而是根据殷实家庭的规模同比例产生。背后的含义是，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橄榄型社会，做大中产阶级规模，让教育公平化，从源头部分增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口。另外，政府也要帮助大学、研究机构来进行“非短期功利化”的研究，增加基础研究的厚度，这样会推动“浪潮1”尽快发生，因为浪潮1对应的是基础创新的突破，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很难完全通过企业来完成。

　　Gaby是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后搬到了巴黎。Gaby在时尚领域也是不折不扣的“创造性破坏”，她观察到女性被一种僵硬的线条束缚，衣服将女人的身体“勒”成了某种审美样式，而不是根据女性自然身体形态来贴合。显然，这些线条是男人对女人身体的要求，是“旧势力”！Gaby要做“新势力”，要做创造性破坏。她说，“我要对这一切发起挑战”。在她创业的20世纪50年代，女性参与工作的人数非常少，但她已经看到了女性力量的未来：女性会大规模工作、女性不会依附男人、会出现以女性为主的企业、可以形成女性的“消费者主权”，甚至女性可以决定男人的审美样式。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进化的本质，是一种生物学的人。经济学的所有概念，“预期、成本、均衡、边际、需求”其实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找到对应，但是，经济学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将进化片段化了”，以至于他们不清楚什么是塑造人的理性行为的本源。经济学只研究如何将事情做对，而不研究什么是对的事。拿经济学著名的“吉芬效用”来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研究了爱尔兰土豆销售，发现当土豆价格上升，需求原本应该下降，但反而上升。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爱尔兰缺乏生物学家E.O.威尔逊说的“生物多样性”。爱尔兰人为了增加所谓的土豆产量，引入了单一的马铃薯植株，没有遗传的多样性，整个作物基本上是一类马铃薯的克隆，它特别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尤其是一种致病疫霉的水霉菌“袭击”，几乎毁掉了所有的马铃薯，造成了大饥荒，导致100万人饿死，使得土豆在当时成为经济学家嘴里的“吉芬商品”：活命的土豆尽管价格上升，但人们还是要吃它，所以反而还要多买一些囤积着。

　　按照品味，我们重新来看待一些经济学家，即使是诺奖这个级别的，会发现有的品味很高，有的则不然。同样是奥地利学派的伟大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但是两者品味不一样。哈耶克更高一些。米塞斯对人的规定是一种“先验性规定”；对政府的看待是一种“永恒恶魔化的角色”。在他这里，人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基本属性一样的物理人口。政府也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一个“永不悔改的恶魔”。所以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缺乏本源思考的自由主义，最后变成了一种姿态主义。而哈耶克认识到苏联模式是一种官僚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体系（其实缺乏“生物多样性”）。而市场经济和民主则没有这样的“硬伤”。同样的道理，芝加哥学派虽然也有很多教条的部分，但明显好于老凯恩斯学派。因为老凯恩斯学派的举动仅仅是一些“搅动”，不会增加“基因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