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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1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凌晨3时许，我的父亲王昆岭于永济市蒲州镇花园村家宅寿终正寝，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北京、西安、太原等地的有关领导、朋友和花园村村民为他送行。山西省黄埔同学会秘书长路支前宣读了元帅长子、某部中将徐小岩从北京发来的唁电。唁电中写道：“王昆岭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并竭其一生为国家建设事业奋斗不息，堪称后人楷模。王昆岭身上体现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远大理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不断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父亲过去很少向我们提及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尤其是在政治动乱的年代，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是缄口不语。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得到，认定了他的起义功绩，特别是在2005、2015年他两次获得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后，他才打开了话匣子，讲了很多当时的场景和他的亲身经历。令人惊奇的是，他虽然年事已高，对眼前的事常有遗忘，但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讲起来姓名籍贯、相貌特点、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讲到激昂时，他站起来挥舞拳头；讲到悲愤时，他几度哽咽。他讲得更多的是当时的战事和他的战友，很少讲到他自己。只是当我们问及时，才讲出一些。我只能根据当时的记录和他生前写的自传整理出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和敬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人群情激愤，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抗日组织。平民县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8岁的父亲担任了宣传干事。1938年，时任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秘书、平民籍人王伯珍参加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回家探亲，当地召开欢迎会并请他演讲。父亲参与了发动和组织。在演讲会上，王伯珍讲了日军的暴行，讲了抗日战场的惨烈，还讲了关麟征将军决心以身报国、誓死抗日的英雄情怀。父亲听了十分感动，热血澎湃，立即找到王伯珍要求投军参战，蒙允后与王伯珍的兄长一起先到河南，得知五十二军经徐州会战后已划归第六战区，开赴江西瑞昌作战。父亲赶到汉口遇见由前线来往运送伤兵的汽车，随车赶来到江西阳新找到部队。当时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由于台儿庄会战有功，升为三十二军团长，正指挥三个军在九江和武汉之间与日军激战。父亲由秘书引见关司令面谈后，关司令说：“这小老乡，又没打过仗，就留在司令部吧！”随即手令父亲任军团司令部参谋处准尉司书，负责文书信件整理。父亲参加军训刻苦，工作认真负责，性情耿直，为人忠诚，又写一手好字，很得关将军赏识，不久，即被调任关将军上尉侍从副官，执行追随关将军外出开会和检阅部队外勤任务。之后又被保送到贵州遵义参加译电员培训，三个月后归来，成为关将军机要秘书。此后，他又担任了司令部少校参谋，先后随关将军参加了武汉会战、湘北会战、长沙会战、文山保卫战、远征军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对日作战等战役。

　　父亲参军后，立即随关麟征将军投入对日作战中。当时，关麟征将军正指挥三个军与由九江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展开激战。当时我方在瑞昌、阳新之间，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军，日军第九、二十七两个师团日夜轮流猛攻，均被击溃。部队坚守四十多天，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但五十二军伤亡极为惨重，奉命撤至湖南补充整训，其余部队由第五战区汤恩伯集团接防。后部队又在金牛镇构筑预备阵地，与日军激战十余日，掩护汉口军政和民众安全撤退完毕。汉口失守后，武汉会战结束。

　　父亲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当时不到19岁，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作为司书要记录下关将军指挥大战的全部过程，也切身感受到中日大战的残酷。可以说，我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战争，什么叫你死我活。说实话，刚开始也有些害怕，但随着战争气氛的感染，恐惧之心全无，只想着怎么抗击日寇，收复失地。而关将军那种临危不惧、有勇有谋的大将风度和魁梧的形象、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令我十分钦佩，加之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怀，使我下了决心追随他报效祖国。他在抗战后期担任了陆军总司令，又任黄埔军校校长，因与蒋介石不和，未去台湾，选择了在香港定居，病逝后又移葬美国旧金山华人永久墓地。”

　　在湘北方面集结岳阳地区的日军第六师团与奈良支队约5万人，从9月18日向新墙河北岸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五十二军奋力抗击。23日，日军在炮兵、航空兵协同下，八次强渡新墙河未果后，施放毒气瓦斯，再次强渡。五十二军损伤惨重。25日，五十二军奉命向汨罗江南岸转移。27日，第九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调集6个师兵力在福临铺设伏，日军遭重创。2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在石门痕遭到伏击。30日，我军又向驻守永安、上杉、石门痕的日军发起猛烈反攻。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我军连续追击，收复了汨罗、新市等处。14日，双方恢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时人称之为“湘南北大捷”。

　　从战前布防、构筑工事、演练，到战后休整总结，父亲追随关将军参与了长沙会战全过程，经受了战火考验。父亲回忆说，历时四十多天，他和关将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安稳饭，阵前战士互相用刺刀理发，机关枪管打红了就以尿降温，战士负重伤疼痛难忍，就向自己开枪。许多场景和对日军的深仇大恨他永生难忘。其间，五十二军防线曾被日军击破，某部被日军包围，通信中断，失去联系。关将军十分着急，责令我父亲带领一支小分队穿过日军防线，找到我方驻军。战斗十分激烈，阵地几次失而复得，我军伤亡过半，急需增援。父亲只身再回闯日军防线，步行一天一夜，于深夜时返回我方防区。因实在走不动了，就摸进一座庙宇内，推开土炕上“睡”着的一排国军说，“挤一挤让我也睡一会儿”。天快亮时，父亲被冻醒，这才发现炕上炕下都是国军士兵的死尸。父亲起身返回司令部，向关将军汇报前方战况，后派兵迂回增援，接应前方部队突围。父亲多次说，“我是真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文山驻扎后期的一天，由第九集团军特务营副营长护送来一个在越南向中方投降的日军少校到司令部。关将军指令交由父亲接收并同住一屋。当时日语翻译十分缺乏，也急需了解日军机密。这位反战少校帮助我方做了很多工作，也与父亲同吃同住，关系十分友好。他教父亲学日语，父亲教他学汉语，关将军还请他们俩吃过一顿饭。一个多月后，美军得知这位少校曾在南海一座小岛上服役，而这座小岛上有日军一个很大的军火库，因地形复杂，十分隐秘，美军飞机几次轰炸都未见成效，便向我方提出把这位少校移交美军。临别前，父亲与这位少校依依不舍，互赠礼物。这位少校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块日本银圆送给了父亲。之后他们失去了任何联系。“”期间，父亲忍痛将在军队时期的衣物和照片除一只皮箱和一个公文包外全部销毁，而这块银圆始终被父亲所珍藏。20世纪80年代，一日本访华记者得知此事，要用一部日本相机换这块银圆，被父亲婉拒。父亲说，这块银圆让我认识到，日本不仅有侵略者，也有反侵略者，也有帮助中国抗日的好人。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

　　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自传中讲道：“我参加部队以后，时刻感到自己文化素质差，军事知识薄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故加紧自学中学主要课程，准备上军校。1942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招考第十九期学生，我向关将军恳求，承蒙允诺，报考并被录取。”此时，关将军又出面保送父亲到黄埔军校五分校（设在昆明）军官训练班第十二期学习。因学员都是大部队保送来的军官，故被免去半年的入伍军训，直接进行了地形学、攻防战、野外勤务、多兵种指挥学、班排连团训练科目等军队指挥员的严格训练。军官训练班在黄埔军校历史上只办过这一期，教官除了中方教官外，还有不少美籍教官。在校期间，父亲还参与了由教官李希杰主持的《测图实施计划草案》一书的编写工作，并担任第二十七小组副测手。父亲的同期同学中，既有员，也有员，学员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父亲坚定的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2009年，我在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学习考察团到云南昆明活动时，来到曾是黄埔军校五分校的“讲武堂”参观。在现场我与父亲通了电话。父亲用充满兴奋的语调告诉我，进了大门，对面高台上是长官训话的地方，左手一排小楼是教室，他在第一个教室的第二个窗户下就座，右手一排小楼是宿舍。学校后边是武器库和学员吃饭、洗澡的地方。学校对面是翠湖，是学员课余时间散步的地方。沿惠通路向西，惠通寺是当时集团军司令部的驻扎地，不远处的惠通旅社当年是关麟征的住宅。军校毕业后，他仍回到原部队，后又到二十五师任少校参谋。

　　和父亲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关麟征将军的女婿，在香港某机构供职的柯大澍先生。他们互相通信十多年，从未间断，直至柯先生逝世。2005年，我率绛州鼓乐团赴新加坡演出，途经香港时，受父亲之托，到香港九龙新围街柯先生家中拜访了柯先生。柯先生及夫人非常激动，热情招待，并为父亲捎了不少东西。柯先生满怀深情地给我说，你父亲救过我两次。一次是柯先生因工作失误，关将军要重罚。经我父亲说情，才免于重罚，被调出司令部下部队当了团长。另一次是他在部队得了病，住了医院，急需一种特效药，却没钱从外国人开的医院买。恰在这时，父亲请假到城外看他，得知情况后，赶到医院，拿出自己刚发的全部薪水和临来时关将军让从账房拿的一些钱，买到了药，治好了他的病。在当时，那可是一笔不少的钱。我回来后，对父亲讲了这些事。父亲说，第一件事，他记得清楚。第二件事，他早忘了，但这次一说他又想起来了。

　　柯先生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开玩笑说：“你还记得行军中你因病坐担架，病好了也不下担架的事吗？”我在翻阅整理信件时，看到了这句话，问了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大笑说：“我当时确实有病，但身为机要秘书，又随身携带着重要文件，必须紧随关将军一起行军，便由当地政府派民工抬担架，抬我行军。中途我感到好一些了，要求下来步行。但民工死活不让我下担架，他们说你不坐担架，让我们长官知道了，不但要扣掉所有工钱，还要重罚我们。这时我也让柯大澍上来坐，他也不敢，因为无病坐担架也要受军法处置的。这事他清清楚楚，老了老了却还开我的玩笑。”父亲还说，那时他们都才二十出头，又都单身，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大澍他一米八几，篮球打得好。有次因打篮球误了开会，差一点被关禁闭。还是父亲给他打了圆场。

　　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所在的二十五师奉命由马关、麻栗坡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父亲被任命为先遣参谋，以中方联络员身份率领一个营兵力，向河内进发，负责与日军接洽安排受降事宜。途中遇到法国军队阻击。他们认为越南曾是法租地，应由他们接受日军投降。父亲当机立断坚决还击，交战了一个多小时，通过喊话，法军举白旗投降。部队顺利到达河内后，父亲作为中方联络官对日军联络官的无理要求和傲慢态度，义正词严进行了坚决回击，捍卫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尊严，迫使日方按中方要求在美国军舰上签订了交接协约，等待龙云等将领来越南正式举行受降仪式。

　　1946年，父亲奉命回原部队，担任二十五师辎重团团长。此时，内战爆发，部队内部的反内战情绪很大。父亲与某部苏部长取得联系，因势利导逐步做好了起义准备，约定好先按兵不动，以防不测，待条件成熟后阵前起义。不料父亲突然听到消息，要调他进城任师代参谋长。父亲十分焦急，唯恐部队失控，起义落空。在与苏部长联系后，父亲托辞未去就职，于1948年将整团兵力配合曾泽生率部起义时，全部移交中国人民。父亲离家十多年时间，我奶奶在老家因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父亲思乡心切，谢绝了部队的挽留，于1950年带着妻儿回到了山西永济老家，与家人团聚，至此结束了军旅生涯。

　　父亲在回忆他的抗战经历时，反复说，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很难忘怀。我们饱受战争之苦，也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爱国。当祖国有难时，不能各顾各，一盘散沙，都要挺身而出，精诚团结，为国效力。因为只有国家独立、稳定，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今天我们生活幸福了，不要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没有他们的殊死斗争，我们就会当亡国奴。今天我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受大的委屈，但一想到他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怨言的。英明伟大，让中国繁荣昌盛，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外国人也不敢小看中国。父亲非常关注全国和山西省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情况，他的床前摆放的全是《黄埔》杂志，每期必看，有些文章还反复阅读，多有感慨。父亲还十分关心，每天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他说，国家一定要统一，一定会统一，搞“”，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